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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传杰：《总库》的建设是一项非常浩大的繁重的工程。因为它不仅是建设，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。比如从政策层面讲，文化产业里的相关政策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一些法规、技术方面的一些标准，包括信息共享的模式等等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。从管理层面讲，任何东西都要从量变到质变，《总库》把大量的信息集中在一起，到一定程度后恐怕会出现我们现在没有预见到的一些问题，比如理念方面、方法论方面的问题。规模达到海量、临界量以后，它的模式恐怕现在还无法预见得了。在技术层面上，现在我们就面临着大量有害、无用的信息如何剔除，对知识如何进行深度挖掘等问题。当很多知识元提取出来、链接起来，在进一步更新之后，必然会产生知识的新的融合。知识在演绎、综合等过程中，要产生一些新的知识，这样在技术方面还会有一些课题。但我不是说要在这些问题研究好了之后再去建设《总库》、建设基础设施，正相反，《总库》的建设会推动和带动研究工作，而这种研究又会进一步指导和推动《总库》的建设。
鹿大汉：在《总库》的建设过程中要重视政策法规的建设，因为这方面不光是处理一些利益关系和避免一些纠纷，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怎么更好的利用知识资源。在实践中会不断的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，希望加强研究，和政府部门和法律界共同合作解决问题，更好的推广使用。
关于运营机制的建设，我觉得应该提到方案中去，市场机制是改革的产物，也是方向，但不应是百分之百的市场机制，比方说对弱势群体，怎么让６亿多的农民更好的享受这种资源，怎么更快的利用这些财富，走上更快的发展道路，共同实现小康建设的宏伟目标，这个恐怕就要在运行机制上有所考虑，这样才能够不止是大专院校知识阶层来使用这个资源，而是那些文化层次较低一点的，农村广大农民，包括下岗工人等等，更好的利用这个资源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。
孙蓓欣：知识资源建设的核心是资源的策划与组织，同时它又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，尤其是大规模的知识资源建设，它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周全的考虑，精心的设计，才能确保规模化生产的时候各类数据都能满足要求，并顺利地实现既定的目标，它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持，需要一系列的标准规范，还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在这方面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，ｃａｌｉｓ中国科学院，特别是清华大学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而且在不断地为此进行新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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